通过收集梳理1949年10月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调查评价形成的系统的自然资源数据，对中国自然资源国情、资源禀赋特征、相对稀缺性、资源消费概况、资源消耗特征、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形势变化进行了深入研判分析，问题聚焦，理论推演与模型动态分析、评价，形成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结论。
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特征可概括如下。
1）总量丰富，绝对数量可观，按资源总量计算，我国耕地、森林、草地、淡水、矿产等自然资源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人均国土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耕地、森林、淡水等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除煤炭和部分稀有矿产外，我国统计的38种主要矿产中，有24种人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铜、镍、锡、钾盐、钴、锂等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宗矿产人均储量不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甚至不到世界人均量的7％，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大宗矿产人均可回收资源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2％、41％和38％，人均资源保有储量不容乐观；即使那些人均量较高的矿产，由于人均消费量或产量更大，其保障程度也远低于世界水平。矿产资源领域这一基本国情仍将长期存在。
2）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资源分布与经济区域结构不匹配，尤以水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更为突出。中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占全国耕地38％的长江流域及其南部地区，而淮河以北，包括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42％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却仅占19％；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中在东部。
3）自然资源中，低劣资源比例较高，资源缺口较大，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差。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重要资源（例如铜矿、铁矿、铝土矿）资源禀赋差、富矿比例少，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富矿原料，才能弥补国内资源需求缺口。
据不完全统计，23种重要矿产中，2017年消费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有18种，其中包括石油、铁、锰、铬、铜、铝、镍、金、铀、钾盐等最重要的矿产。
对28种重要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研究论证表明:至2020年，我国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供应的矿产只有7种:煤炭、钼、钒、晶质石墨、高岭土、菱镁矿和重晶石。24种主要矿产资源可供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其中供应保障率不足30％的矿产为13种，包括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黑色矿产铁、锰、铬，有色矿产铜、镍、钴，贵金属金以及萤石、硼、金刚石和硫铁矿。2025年和2030年，除硫铁矿和硼矿外，这些矿产供应保障率分别降低到20％和15％以下，供应形势非常严峻。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可供储量不能保障累计需求的矿产2020年为9种，2025年增加到15种，2030年增至18种，这些矿产包括石油、铁矿石、铬、铜、镍、金、钴、硼和金刚石，其保障程度远远低于我国资源安全的底线。
未来20年我国铜累计需求将达到2.5亿吨、铝土矿累计需求超过20亿吨、铁矿石（平均品位33％）累计需求超过300亿吨。经济可采的铁矿石、铜、铝土矿等资源短缺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贯彻“走出去”战略，依托“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开发利用国外资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保障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指数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储存性资源（可耗竭资源）还是在流动性资源（可再生资源）方面，中国都面临着全面的资源紧缺。其中仅核能资源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以铝土矿、石油、镍、铜、森林资源、铁、煤炭和水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同时，虽然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指数要优于这些资源，但是由于耕地的不可移动性及中国耕地资源的透支使用，实际上中国的耕地资源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1）不可回收的储存性资源（能源矿产资源）
近20年来中国3种不可回收的储存性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能源矿产资源的相对稀缺指数均小于1，且呈下降趋势，即中国能源资源拥有量份额小于消耗份额，换言之，中国的能源矿产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不足的，且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越来越明显。中国核电相对稀缺程度逐年加大，特别在2001年至2003年间稀缺程度明显增大，2009年中国核能相对稀缺指数降至历史最低点0.90，失去了之前的资源相对优势。至2011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大国内外铀矿资源勘探开发，中国核能相对稀缺指数止跌回升。2017年中国核能相对稀缺指数已升至3.31，但未来核电发展也即将面临严峻而激烈的原料竞争。
（2）可回收的储存性资源（金属矿产资源）
中国钒、钛、铅、锌、钼、钨和锡的人均资源储量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人均储量分别达到6千克、164千克、12千克、31千克、5千克、1千克和1千克；而铁、锰、铜、铝土矿、镍、钴等其他基本金属资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要小于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铜金属、镍、钴金属和铝土矿人均储量仅为18千克、2千克、0.06千克和716千克，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18％、6％和18％。
2000年铁、铜、铝土矿、铅、锌、镍和锡的相对稀缺指数分别为0.78、0.42、0.22、1.37、1.10、1.54和1.97，除铁、铜和铝土矿外，均大于1，即大部分基本金属矿产资源稀缺程度相对于需求基本能满足；而自2005年起，铁、铜、铝土矿、铅、锌、镍和锡的相对稀缺指数快速下降为0.30、0.25、0.12、0.65、0.51、0.12和0.83，均小于1，说明基本金属矿产资源消费剧增，保有储量相对于消费量日益稀缺，而铜矿、铝土矿和镍矿的相对稀缺指数要小于铁、铅、锡和锌，其中以镍矿和铝土矿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2018年铁、铜、铝土矿、铅、锌、镍和锡的相对稀缺指数分别为0.29、0.06、0.06、0.50、0.04、0.07和0.51，均小于1，即大部分基本金属矿产资源稀缺程度相对需求全线告急，预示着资源危机的来临。
（3）临界性资源（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
中国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临界性资源相对稀缺:2014年中国水资源相对稀缺指数仅为0.35，表明中国水资源较相当稀缺；中国历年耕地资源相对稀缺指数均小于0.5，2014~2016年中国耕地资源相对稀缺指数才达到0.5，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耕地资源是稀缺的。2000~2017年中国粮食相对稀缺指数均在0.7~0.9之间，接近于1。相对于稀缺的耕地资源，中国粮食资源却可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中国粮食单产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以占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迫于人口压力，中国长期以来对耕地重用轻养，土地开垦过度，耕地处于严重超负荷利用状态。由于中国对耕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耕地质量却持续下降，耕地资源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威胁。由此可见，若考虑耕地的透支使用，中国现有的耕地资源已经严重短缺，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除水资源、耕地资源等临界性资源相对稀缺外，中国的森林资源、草地资源亦相对稀缺。
（4）非临界性资源（水能、风能、太阳能）
中国水能资源非常丰富，不论是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中国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水能资源的相对稀缺指数为0.79。我国其他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储量也较为丰富，如风能、太阳能等。太阳能理论储量达每年4.9万亿吨标准煤，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相比，和美国类似，比欧洲、日本优越得多。
虽然我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看，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利用规模和技术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节能减排的要求，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望得到快速发展。
以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为主导，能源重化工、低端产品“世界工厂”为特色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总量急剧扩张，自然资源需求规模空前，从而导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数量巨大，呈快速增长，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1）长期占据全球矿产资源消费第一大国地位，对自然资源需求规模空前。目前，中国有30种矿产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5种矿产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二，5种矿产位居全球第三至第六位。2018年，中国有12种（钨、锑、锰、钴、萤石、稀土、镓、水泥用灰岩、铝、菱镁矿、铜、煤炭）矿产消费量占全球比例超过50％；11种矿产（铬、镍、铁、锌、锡、锗、钒、石墨、铅、磷、锂）消费量占全球比例40％~50％；11种（金、铌、钼、钛、铂族、钾盐、铟、硫、重晶石、锶、银）矿产消费量占全球比例的18.8％~30％；只有7种矿产（钽、石油、铀、高岭土、天然气、硼）消费量占全球比例在18.8％（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以下。
2）资源消费和开采总量经历了稳定增长、快速增长与增速显著放缓的周期性变化，矿种消费增长出现分异，呈波次递进规律，资源总体消耗量大，绩效较差。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统计分析，1995~2018年，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经历了稳定增长、快速增长与增速显著放缓的变化，消费增长出现分异。煤炭、铁矿石、水泥等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大宗矿产品消费量可能达峰值后出现微降；铝、铜、铅、锌、镍等消费量在百万至千万吨级的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金、银，千吨级）消费量增速放缓、高位趋稳；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稀土、锂、铍、锆、铟、铼、锗、镓等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矿种消费增长出现分异，呈波次递进规律。
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变化与此类似，1995~2001年，我国矿产资源开采总量从40.85亿吨缓慢增至44.00亿吨，年均增长1.8％；2002~2011年，矿产资源开采总量从47.61亿吨快速增至106.18亿吨，年均增长9.4％；2012年以来增速趋缓，于2014年达到峰值110.82亿吨，进入高位震荡期，2015年开始下降。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来看，建筑材料开采量最高，平均占矿产资源开采总量的47.4％；其次是化石能源，平均占37.4％；再次是金属矿石，平均占12.9％；最低是工业矿物，平均占2.3％。但天然气、稀土等部分矿种开采量仍然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上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丹麦是资源绩效最好的国家，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中国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严格实行耕地保护，引发土地资源是否稀缺的争论，其实质在于是否应该严格限制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导致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占地”，加剧土地资源紧张。虽然城市化扩张直接占用耕地，但城市化本质上节约土地，有利于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自给。
中国城镇用地扩张速度和人均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均较低，城镇建设用地还有较大扩张空间。中国城镇用地存在明显的配置失衡。一是城镇用地在地区、城市之间配置失衡；二是城镇建设用地在利用结构上配置失衡。通过提高规划人均城镇用地标准，优化区域分布和利用结构，适度提高规划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
加快推进“增存挂钩”机制，减少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多和处置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地资源有偿退出机制，优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城镇用地的用途供给结构，增加居住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供给，在平衡粮食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和城市居民人口激增，水资源消耗总量增加，利用效率偏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随着节水工作推进、节水技术发展、节水意识提升，用水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较低，与部分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较低，主要品种的回收率甚至低于60％，与部分发达国家的80％~90％存在显著的差距。同时，由于受制于技术水平及市场化运作程度等因素，回收利用产业链的附加值较低，未尽到物尽其用，造成资源的浪费。
21世纪，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水资源短缺的严峻挑战，形势不容乐观。应该采取如下措施:①抓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做好水资源开发利用全面规划，分析区域水资源总量、时空分布特点，统筹考虑各行业用水需求，逐步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和节约。②抓好节约用水和水环境保护。③增加投入，积极开辟新水源。④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国家和地方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筹资来增加水利投入，有计划地兴建一大批大中小型蓄水、提水、引水和调水工程，尽可能拦蓄天然降水，科学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土资源组合不平衡问题。
中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居世界前列，加剧了中国国内资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而且对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产生压力和负面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多年奉行一种粗放型的、以能源资源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和经济结构转型，矿产资源消费和开采的驱动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且这种趋势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具有不可逆性。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大国。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加剧了中国国内的资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而且对全球资源和环境产生压力和负面影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但由于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对矿产资源的消费仍处于高强度历史阶段，绝对量仍占全球很大比重，并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将可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带动自然资源消耗在安全、可控范围内低速增长，逐步发展成为21世纪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巨量资源消费以及大量资源性企业产能过剩、生产粗放、资源产出效率低下和大量废弃物没有合理再利用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主要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相关下游产业发展面临资源可供性、产业脆弱性和资源安全保障隐患。资源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和一定的环境牺牲为代价。资源开发过程和消耗过程均会无法避免地排放出污染物（如大量废石、煤矸石、尾矿、冶炼矿渣等固体废弃物和废旧金属资源），对大气、水体、土壤造成污染，加剧水土流失和诱发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因此，有效地抑制资源不合理开发，减少矿产资源开采中的环境代价，已成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紧迫任务。
2）耕地减少、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可再生资源处于衰退境地。目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地，造成人均耕地缺乏状况更加严峻，耕地进一步缩小会威胁中国对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养活能力。剩余土地上的农作物生产将变得更加集约化，必然有更大的环境损害。并且，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并存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可再生资源处于衰退境地。
3）由出口自然资源转向进口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将可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按目前的生产和资源消耗水平，除煤炭资源以外，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和铁矿石资源将分别在16年、55年和43年之内耗竭。在可预见的短期内，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绝对不足会动摇我国庞大的经济基础。近十多年来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快速达到惊人的规模。对世界资源的高度依赖，特别是进口大量的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原油、铁矿石对国外依赖度已经达到70％，铜、铝、钴、锂等矿产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已达到80％以上）将会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一旦出现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如若干个对手联合起来对我国实行军事围堵、控制进口能源航线、价格“哄抬”等，那将使我国优质能源和诸多矿产资源来源突然大幅度减少。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将可能使经济成本过高甚至大幅经济波动。
4）我国主要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相关下游产业发展面临资源可供性、产业脆弱性和资源安全保障隐患。我国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品质不佳，国内矿产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不足，石油、铜、铝、镍、铬、钴、锂、铁矿石等10种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进入21世纪后，这些大宗金属矿产品价格飞涨，加剧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安全体现为因跨国公司资源垄断和价格操纵下有效供应和价格话语权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油气、铁矿石、铝土矿、镍、钴、锂等多种资源进口来源国（输出国）容易受美国制裁而减少供给以及运输通道受阻和价格急剧波动多重威胁。
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安全面临两方面的新变化、五个方面的新挑战；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环境压力；转型期能源与矿产资源战略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崛起对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坚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定位不变，顺应时代，迎接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新挑战，创新资源经济，倡导资源合作开发国际合作框架，引领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安全面临新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1）自然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不变而资源供给安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些支撑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宗战略性资源，如煤炭、石油、铁矿石、铝、铜、磷、石灰石、木材、工业用粮等，还将持续一段需求增长期，需求峰值可能在2025~2030年前后出现；一些战略性新兴矿产，特别是稀土金属、稀有金属、稀散元素等“三稀”矿产中的稀土、锂、锶、铍、锆、铌、钽、镓、锗、铟10种金属矿产以及石墨、金刚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产，因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产业，2025~2035年前后多数将保持较快的需求增长。
2）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和绿色发展要求未来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必须向“资源效率优先”转变。
3）新时代下中国自然资源安全面临五个方面的新挑战:①水资源短缺、利用效率低与水污染并存，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短缺形势严峻；②耕地面积和质量不断下降，土地资源结构性问题突出；③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自给率下降且利用效率低，能源资源的需求结构出现分化，传统煤炭需求明显减少，极度紧缺的石油、天然气、铀矿等战略性能源资源和新能源需求大幅度增加，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铅和锌等大宗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缺口大，对外依存程度高，未来的不同矿种需求由“普涨”转向“分异”；④森林资源木材供给压力加大，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区与能源矿产开发区冲突；⑤南海地区资源前景广阔，是保障我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向，周边国家对海洋权益的争夺日趋激烈，海洋资源被疯狂掠夺，渔业资源争端、油气资源争端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南海周边国家无视我国的海洋权益，对我国南海油气资源进行了疯狂地掠夺性开发，海域争端日趋突出，引发的安全危机或冲突日益频繁，严重侵害了我国的主权、海洋权益和经济利益。
4）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环境压力:①水土流失面积和流失量世界第一；②沙漠化近年有转好趋势，但形势仍十分严峻；③中国从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经过多年治理，酸雨区面积大幅缩减，但形势仍然严峻；④缺水大国和水旱灾害严重；⑤大气污染日趋恶化，综合治理难度大，成效不彰。
5）转型期能源与矿产资源战略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崛起对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提出更高要求。未来10年，除能源外，我国主要大宗矿产需求将陆续达到峰值，资源供需矛盾和产业转型压力并存；转型期能源与矿产资源战略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崛起对矿产资源安全战略提出更高要求。从全球来看，随着中国等金砖国家崛起，大国地位重新洗牌，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源总体丰富，但区域性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竞争加剧，亚洲资源供需矛盾最为突出。我国资源安全除传统因素外，面临新的多方面的战略风险。新型资源及资源应用品种的增加，使得资源安全的任务更为艰巨。特别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极为关键的一些稀土、稀有和稀散资源，因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应对资源安全威胁的传统手段和措施难以胜任。
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由“中心—边缘”向多极化转变进程中重要一极，正处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关口，资源安全走向注定还将消耗更多自然资源；中国人均生态空间越来越短缺，其他国家的“中国威胁感”越来越强；逆全球化趋势不利于中国进口更多自然资源。
展望2035年前后，中国一批资源性产品消费将达峰，中国的资源经济也将迎来创新发展和实现全球资源治理的新时代。需要坚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定位不变，顺应时代，迎接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新挑战，创新资源经济，倡导资源合作开发的国际合作框架，引领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国际影响力。